▲林巧稚，中国现代妇产科学的主要奠基者和开拓者。图片来源：央视新闻微博

鼓浪屿成为租界的前一年，也就是清政府与列强签订丧权辱国的《辛丑条约》、中国彻底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1901年，鼓浪屿晃岩路47号一个普通的基督徒家庭，诞生了一名女婴。她的父亲为她取名林巧稚，既有《圣经》中“灵巧像蛇，驯良像鸽子”的意思，又有《老子》“大巧若拙”之意。

林巧稚的父亲是留学新加坡的大学生，她从小跟着父亲学习英语，后来被送入西方人办的幼儿园学习，由此熟练地掌握了英语。5岁那年，她的母亲因患子宫癌去世，母亲离世前的病痛给她留下深刻的印象，这使她一直渴望成为一名救人于苦难的医生。

在接受中小学教育之后，林巧稚进入厦门女子师范学院主修生物学。1921年，她被北京协和医学院录取。

1906年，6个基督教差会联合成立了北京协和医学堂，1915年改名为北京协和医学院。不过，北京协和医学院最早可以追溯到1861年英国伦敦会传教士雒魏林创立的教会医院。雒魏林既是一个传教士，又是一个医生，这是中国近代史上极为特殊的一群人，被后人称为医学传教士。

基督教传入中国时，正是西方现代医学起步发展之时，一些基督徒把西方现代医学知识带到中国，解决了很多人的切身痛苦，客观上也为饱受诟病的基督教挽回了些许声誉。尤其是那些出色的中国基督徒在学习西方现代医学知识之后，用中国人朴素的爱国奉献精神，与基督教的仁爱理念相结合，以救死扶伤的实践开辟了一条基督教中国化的独特路径。

北京协和医学院有着极为严格的机制，每门成绩75分算及格，一门主课成绩不及格就留级，两门主课成绩不及格就除名，而且没有补考机会。1929年，林巧稚以优异的成绩完成了艰苦又严格的8年学医生涯，获得了北京协和医学院医科学士学位和美国纽约州立大学医学博士学位，成为当年“文海”奖学金的唯一获得者，也是第一位获得此奖的女性。林巧稚还被北京协和医院聘为妇产科医生，留院工作是对她出色成绩的认可，也实现了她成为一名医生的梦想。

1930年，刚毕业留院工作不久的林巧稚接生了一个袁姓人家的孩子，当时这家人还没有为这个小孩取好名字，所以林巧稚就在出生证上写下了“袁小孩”三字，这个小孩就是后来的“杂交水稻之父”袁隆平。为了感谢林巧稚的付出，有许多人为自己的孩子取名为“念林”“爱林”“纪林”“敬林”“仰林”等与林相关的名字，以示对她的真诚感谢。林巧稚虽然没有生育子女，却把无数孩子平安带到人间，她是真正的“万婴之母”。

1941年12月，日本偷袭珍珠港，太平洋战争爆发，北京协和医院被日本侵略者关闭。失业的林巧稚并没有放下她的事业，1942年4月，她在北京东堂子胡同租了几间房，开了一家诊所，继续为病人服务。在1948年5月北京协和医院重开之前，林巧稚在6年时间里在诊所填写了8887份病历。在她的诊所里常备着出诊包，任何时刻都准备着为那些遭遇困难的孕妇紧急出诊。正如她曾经说的：“我唯一伴侣就是床头那部电话，我是一辈子的值班医生。”

1959年，林巧稚成为中国科学院第一位女院士，出任中国医学科学院副院长。除了临床工作之外，林巧稚还投入到医学研究和医学知识普及事业之中。她攻克了新生儿溶血症，挽救无数新生儿的生命；编写《妇科肿瘤》等学术著作，主编《家庭卫生顾问》《家庭育儿大全》等科普读物；她所指导的“绒毛膜上皮癌和葡萄胎的诊断处理”课题，其研究成果达到了世界先进水平。

新中国成立后，她响应政府“预防为主”的方针，组织了医疗队深入工厂和街道，为8万名妇女组织了大规模子宫颈癌的普查和防治工作，开展大规模的妇女宫颈涂片检查，其调研报告震惊世界妇产医学界。

林巧稚以一颗炽热的爱国之心，将她的一生奉献给了中国的妇产医学事业，即便是在战乱之时也毫不退缩。新中国成立前夕，她拒绝了出国邀请，毅然留下来建设新中国，她说：“我是一个中国人，一个中国的大夫。我不能离开灾难深重的祖国，不能离开需要救治的中国病人。”她响应党和政府的号召，把医疗事业从医院推广到社会，从城市普及到农村。即便在人生的最后几年，病榻上的她依旧致力于《妇科肿瘤》的写作。

1983年，林巧稚逝世，遵照她的遗嘱，她的积蓄捐给了北京协和医院的托儿所，她的骨灰撒在家乡鼓浪屿的大海里。1990年，邮电部发行了林巧稚纪念邮票。2009年，在她逝世26年之后，人们依旧没有忘记她，她当选为100位新中国成立以来感动中国人物。

基督教曾将西方现代医学引入中国，修建医院、培养医护、医治疾症、抗击传染病毒、改善卫生环境，挽救了许多人的生命。这些普通基督徒备受赞扬的杰出服务，为中国基督教在中国社会赢得了良好的声誉和口碑，这也成为基督教融入中国社会的成功案例。

来源：人民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