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下，正值全国高考结束之际，等到各省录取分数揭晓的那天，便会产生各地区的高考“状元”，成为各大媒体争相追逐的对象。

而“状元”一词，正是源于我国历史上的科举制度。科举制度作为古代朝廷的一种选拔人才方式，打从隋朝开始，至光绪年间止，共产生了数百名状元，而刘春霖就是这些人中的最后一人，被人称作“第一人中的最后一人”。

（刘春霖旧照）

那么，这最后的状元郎刘春霖有着怎样的人生经历呢？

刘春霖生于1872年，是河北省肃宁县人，祖上世代为农，家境贫寒。后来，其父先后在济南、保定府衙谋了一份差事，母亲也在知府家中做女仆，日子稍有起色。俗话说，家贫出英才，小时候的刘春霖极为懂事，聪明善良，从不贪玩，异常珍惜来之不易的学习机会，几乎把所有的精力都用在苦读诗书上。

1885年，13岁的刘春霖中贡生，然后进入保定莲池书院学习，颇得院长吴汝纶赏识。1901年，28岁的刘春霖中举人。

1904年，适逢慈禧太后70岁寿辰，设考恩科，和正科合并一起，因此录取人数相对要多一些，共计录取了270多名，刘春霖就是其中之一。在其后的殿试中，刘春霖一举拔得头筹，考中进士一甲第一名，成为了最后一名状元。

据说，刘春霖之所以能高中状元，还得感谢慈禧老佛爷的灵光乍现。在殿试结束后，主考官便按例将考生们的试卷按名次排列，送呈慈禧“钦点”。排在头名的试卷其实并非刘春霖，而是一位名叫朱汝珍的广东才子。此人不但才高八斗，且文词华丽，尤其是写得一手好字，更是平添了几分主考官对他的好感。

不过，当时的清廷正值内外交困之际，慈禧一看到广东人，就想到革命党人似乎大多来自广东，顿生厌恶。再一看名儿，还带着一个“珍”字，又和“珍妃”联系起来，不悦之情油然而生，大手一挥，将朱汝珍的试卷扔在了一旁，委屈的朱汝珍最后只能屈居榜眼。

轮到第二份试卷时，慈禧心情顿时神采飞扬了，因为考生的名字叫做“刘春霖”，这不是春风化雨，普降甘霖之意吗？看来这就是老天爷赐予我大清的幸运儿了。于是，大笔一挥，刘春霖就幸运地从第二名一跃成为了头名状元。

（慈禧旧照）

刘春霖状元及第的这一年，正值清廷风雨飘摇之际，为了维护其统治，清廷不得不打出改革的幌子，派人外出学习。刘春霖被授翰林院修撰后一年，就被派往日本，考察学习国外政治，同去的还有同科进士王揖唐等人。

从日本归来后，刘春霖历任资政院议员、记名福建提学使、直隶高等学堂提调和保定北洋女子师范学校监督等职。袁世凯任民国大总统期间，特地聘请刘春霖为总统府内史，相当于秘书长的职位。不过，这是一个有名无实的闲职，主要为袁世凯装点门面。

其后，在民国大总统走马灯似的轮换中，刘春霖一直都稳居总统府内史一职，同时兼任农事试验场厂长。在1920年和1921年间，刘春霖还分别代表当时的大总统，前往山东曲阜主持“大成节”祭孔仪式。这对刘春霖来说，是极为光耀和荣幸之事儿，也是值得他一辈子炫耀之举。

1928年，刘春霖因对军阀混战、政治腐败的时局深感失望，将自己在总统府任职比作“执戟郎官”，愤而辞职，隐居在北京的家中，过上了隐士生活。

（溥仪旧照）

1932年，日本人侵占东三省后，成立伪满洲国，扶持末代皇帝溥仪又登上皇位。日本人为了粉饰其侵略行径，曾以溥仪的名义邀请刘春霖出任伪满洲国教育部长，被他一口回绝。事后刘春霖曾痛心地说：“我因一时糊涂，曾参与了张勋复辟的闹剧，一直深感自疚，怎么还能再卖主求荣呢？”

“七七事变”后，日本侵略者占领了北平。同刘春霖一道留学日本的同科进士王揖唐沦为汉奸，成为伪华北政务委员会委员长。此时的王揖唐又想起了刘春霖这块状元招牌，想请他出任伪教育方面的要职，同样被他严词拒绝。

在一再遭到拒绝后，恼羞成怒的日本人派出宪兵队抄了刘春霖的家，并把他的家人赶到街上，抢夺了他为数不多的，历年收藏的各种书画珍宝。无家可归的刘春霖只好到处找人说情，在花费重金后，日本人才允许他搬回自己的家，把部分财物归还了他。

自此，心灰意冷的刘春霖闭门谢客，一门心思地钻研诗词，研究训诂、音韵，来往朋友也极为稀少了。

刘春霖身为最后一位状元，可谓博学多才，其在古文学、史学和金石学等方面都造诣颇深。尤其是在书法上，刘春霖更是自成一体，其小楷字属于馆阁体，清秀挺拔，柔中有刚，方、圆、刚、柔相济，浑然一体。

刘春霖的书法有“楷法冠当世，后学宗之”之誉，在书法界更是有“大楷学颜、小楷学刘”之说。

晚年的刘春霖体弱多病，1942年1月，他旧病复发，虽请人多方治疗，但仍见效甚微。1月17日，刘春霖在北京老家中溘然而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