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谢帆云

魏禧

清康熙四年（1665）四月，宁都魏禧拜会南丰程山。

程山，是清初名儒、程山七子之首谢文洊讲学的地方。那时战火初熄，锦绣江山又焕发出新的生机，人文荟萃的江西渐渐形成了宁都易堂、南丰程山、星子髻山三个教育中心，统称江右三山。三山政治立场一致、学术观点相近，都反对空谈心性、强调道德实践、倡导经世致用，但论及如何经世却还有不同见解。谢文洊一直想来一次会讲，把各自的观点讲清楚，相互砥砺以求增益。恰逢髻山七隐之首宋之盛前来拜访，谢文洊便盛邀易堂九子首领魏禧来南丰。

如切如磋，自有电石火花。

果然，会讲一开始，便有浓浓的火药味。谢文洊本来先为会讲定了题目、规矩，魏禧到来之后，立即提出修改。谢文洊、宋之盛心想，改就改吧，放马过来就是。

当时人们评价魏禧，说他如同新磨的宝剑，光芒逼人锋锷刺手。但谢文洊、宋之盛，又岂是浪得虚名之辈？

他们都有光明俊伟的人格，作为肝胆相照的诤友，词锋总是锐利，不屑于掩饰自己以取悦他人，哪怕这“他人”是益友、是良师。春天的程山，花影扶疏，“三山”你来我往唇枪舌剑，激烈的论辩一直持续了10天，相互间谁也没有说服谁，但大家都觉得怀抱大开、胸臆尽抒，快哉快哉！

魏禧后来评价说：这一次会讲，“直比鹅湖之会”。

真比得上鹅湖之会？

他们到底争论些什么呢？

宋之盛评点谢文洊的文集时说得很分明：

叔子欲经世而正人心，先生欲正人心而经世。

叔子便是魏禧，先生是指谢文洊，宋之盛说，魏禧和谢文洊的不同在什么地方呢？魏禧认为在社会治理的行动中才能完善自我，而谢文洊相反，认为要完善自我才能更好地实行社会治理。

这是不是“鸡生蛋、蛋生鸡”啊？

学问家就争论这些东西吗？

是的，思想史上充斥着这类问题，譬如彭士望提出来类比的鹅湖之会。

鹅湖之会的主角是大名鼎鼎的朱熹、陆九渊。南宋淳熙二年（1175），也是春天，朱熹来到江西铅山，在鹅湖寺与陆九渊等人论辩了三天，焦点是为学之道应该“尊德性”还是“道问学”。

朱熹主张“道问学”，通过广博的问学致知，通达圣人之学，才能使人心与天理合一。陆九渊却觉得这法子太过零碎，应该“尊德性”，“宇宙便是吾心、吾心即是宇宙”，“六经皆我注脚”，如果不能发明本心，只是向外求索，那就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了。

陆九渊不单争辩，还要写诗，朱熹的诗名远在他之上，他却不管，似乎有意要在对手最强的地方出拳，他在诗中说：“易简功夫终久大，支离事业竟浮沉”,明显语含讥讽。朱熹最后拂袖而去，四年后又路过铅山，陆九渊专程来见，虽说两人友好如初，朱熹还是耿耿于怀，这时和诗一首，通篇说学问、说情谊，却仍不忘沾沾自喜于陆九渊所讥讽的“支离事业”：“旧学商量加邃密，新知培养转深沉。只愁说到无言处，不信人间有古今。”言外之意，是觉得自己通过博览穷理，直上圣人阶梯，可以与古人比肩了，而你陆先生的“易简功夫”“久大”了没有，恐怕还是未知数吧？

不知道这一回合陆九渊是怎么应对的，400多年后，清初黄宗羲却对两人的争论表示不解，他说：陆九渊推崇发明本心，其实也很努力钻研经典；朱熹强调问学格物，也时时观照内心，两家其实是一家啊，怎么弄成了冰炭水火？

黄宗羲，堂堂大儒，清初三大思想家之一，也不懂朱陆异同、认为这争论无关紧要吗？

不是的。

无论是朱熹还是陆九渊，无论是“支离事业”还是“易简功夫”，不过是为学的门径罢了。而黄宗羲处于明清易代之际，天崩地裂海立山飞，眼睁睁看着那么精深的学问、那么纯粹的德行，最终都束手无策，并不能挽狂澜于既倒。黄宗羲其实就是说，朱熹啊，陆九渊啊，左说右说的，不是闭目养性就是闭门读书，有什么用呢？

平时袖手谈心性，临难一死报君王。在黄宗羲看来，这教训无比惨痛。春风浩荡，黄宗羲眼见的都是鲜血，不是朱熹优游泗水，身边安排着万紫千红。

那么，要不要为学、要不要追求圣贤之道？如果要，又该如何去追求？

黄宗羲的时代，思想家们的回答就四个字：经世致用。

不是格物致知，目的不是致知，不管对这个“知”加上怎样的修饰词，统统都不是目的。为学的目的只在于“致用”，只在于“用”。

他们超越了鹅湖之会一般的认识论之争，而聚焦于改变世界的方法论。就魏禧等人而言，无论“欲经世而正心”还是“欲正心而经世”，都意识到了实践对于观念的作用，面对漆黑一团的世界，他们都明白人们应该有所行动——这就是圣人之道，是天理。

而他们之间尚有争论：“致用”，该如何“致”呢？

“三山”的分歧在于“仁”与“术”的关系。

谢文洊和宋之盛重“仁”，认为心中充满了“仁”，那么言行自然就能符合天地之理。魏禧不以为然，他认为脱离了日常行为，“仁”往往就虚无缥缈，“术”才是实实在在的，只有勇于任事、着眼于事业的成败，这样“仁”才能涵养于胸中。他在《日录》里写道：我过去也是把“仁”摆在“术”的前面，认为自然和社会的规律就是这样，后来发现这“仁”字有许多说法，并没有确定的标准，久而久之便生出许多虚伪欺诈，所以我只好先把“仁”字放在一边，紧紧抠住“术”字，做每件事都兢兢业业，这样反而能在日常行为中发现“仁”的苗头。

这就是魏禧的“致”：着眼于日常，以事功为标准，“仁”就在其中了。

后来，在中华民族危亡之际，在延安，简陋的窑洞里，伟大的思想如同朝日喷薄而出，毛泽东写道：“实践的观点是辩证唯物主义的认识论之第一的和基本的观点。”

魏禧他们自然达不到这个高度。

但是，从鹅湖之会到程山会讲，人们能看见中国哲学正向这个高度缓慢而坚定地攀登。

多么令人动容的攀登！

魏禧、谢文洊和宋之盛，他们都是君子，言行一致，都按照自己的理论去生活：谢文洊广收弟子，砥砺德行，最终在《清史稿儒林传》中占有一席之地；而魏禧，则高居《清史稿文苑传》第一位，他本人虽然不科举不做官，却倡导“有用之学”，教导弟子们掌握治理国家的本领，更积极地融入世俗的生活。甚至在允许吟风弄月的诗文小道中，魏禧也坚决拒绝了无病呻吟，字字句句关心民瘼、颂扬英烈、探讨历代治乱得失，并在文学史上第一个提出“文以载道”不足以概括文学的功用，文学不应该止步于间接作用，而应该像粮食和布匹那样直接满足人们的需要。

在韩愈提出“文以载道”之后，魏禧提出并践行“文以经世”，中间是漫长的千年！

但魏禧并不寂寞，他辞世200多年后，一位哲人把文章当作匕首、投枪，并立下遗嘱：万不可去做空头文学家。

他更收获了一句不平常的赞语——青年毛泽东在他的《讲堂录》中，端端正正地写着：“魏禧破产不为家，有似张良为人。”

《讲堂录》是毛泽东1913年的课堂笔记，内容涉及先秦哲学、楚辞、汉赋、汉书、唐宋古文、宋明理学以及明末清初思想家与文学家等，包含大量的毛泽东认为值得谨记并践行的修身格言，从中能强烈感受到青年毛泽东丰富的精神世界、崇高的理想人格和努力追寻的人生境界，是研究毛泽东成长、毛泽东思想形成的重要资料。该书涉及魏禧及其兄长魏际瑞的竟有四条之多，其中三条是摘录和化用，最后一条便是上文所引用的，直接评价魏禧的“为人”。自然，现在已难以辨别，这一句是出自老师之口，还是毛泽东自己的心得，但毫无疑问，毛泽东认为这足以概括魏禧的德行功业。

这样高的评价，在整本《讲堂录》中并不多见。

在青年毛泽东眼中，魏禧最重要的身份并不是文学家、思想家，而是张良那样的行动家、那样的志士仁人。和张良一样，魏禧不是为了自己、不是为了一个小家，他将自己的财产、自己毕生的精力，全部投向了动荡社会，为这个社会的变革增添了向前的力量。不仅如此，张良从为韩国报仇出发，最终却拒绝接受王位、反对分封制，全力维护国家的集中统一；魏禧从抵抗清朝出发，拒绝科名爵位的诱惑，最终却为清初文风、士风、学风的转变作出了杰出贡献——他们舍弃“小我”，为中华文明增添了亮色，也在行动中收获了一个完满的自我、一个“大我”。

评价魏禧时，毛泽东焚膏继晷在岳麓山下汲取中华五千年文明的精华。星移斗转，作为无产阶级革命家的毛泽东，后来率领苏区军民在赣南大地舍生忘死战斗了六年，六年间，他培育了无数无敌的战士、赞扬了许多无畏的勇士，为众多抛头颅洒热血的英烈颁发了勋章。

而赣南古代，得到毛泽东赞誉的，唯有魏禧一人。

来源：赣南日报

（宁都县融媒体中心供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