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正是仲春时节，宁都县西南部的青塘阴雨绵绵。驻扎在青塘河背新屋里的中共苏区中央局、苏维埃中央军委和红一方面军总部机关的临战气氛越来越浓。

项英、毛泽东、朱德从黄陂转移到青塘以来，心情如同这里的天气，一直非常沉重。上月18日至21日，在黄陂山堂胡氏家庙召开的中共苏区中央局第一次扩大会议。经毛泽东提议，将第二次反“围剿”战略方针问题列入会议议程，但却未能展开讨论。大战将至，方针未定，作为中央苏区党和红军最高领导人的项英、毛泽东、朱德的心情可想而知。1931年4月15日，由中共苏区中央局委员任弼时、王稼祥、顾作霖三人组成的中央代表团在苏区交通线的层层护送下辗转来到青塘。4月17日，中共苏区中央局第一次扩大会议（“黄陂山堂会议”的续会）在青塘河背新屋接着召开（史称“青塘会议”）。会议由项英主持。当天，除新增中央代表团3人参加会议外，还有曾参加“黄陂山堂会议”的40多人继续莅会。会议首先听取了中央代表团关于中央六届四中全会精神，中央对目前形势的估量，以及中央关于“富田事变”的传达报告；通过了接受国际来信与四中全会的决议，土地问题决议，关于一、三军团工作总结决议，“富田事变”决议，CY工作等决议；决定增选彭德怀、林彪、周以栗、曾山、陈毅为中共苏区中央局委员。当天的会议，因议程多，对第二次反“围剿”的战略方针仍未能深入讨论。眼看敌人进攻在即，毛泽东十分着急和忧虑。在他的催促下，项英同意第二天继续召开中共苏区中央局扩大会议，专门讨论军事问题。

没想到，在第二天的会议上，首先在“打不打”的问题上就出现了几种截然不同的意见。任弼时的态度非常明确，主张红军退出中央苏区，让敌人扑空。其理由是敌我兵力对比过于悬殊，武器装备更是优劣明显，只有将兵力分散，转移目标，方可退敌。项英主张不打，开步走，把全部的想法凝聚在一个“跑”字上，而且一“跑”就是数千里！其理由是“3万对20万，兵力太少，且装备又差，与之硬抗，无异以卵击石！红军主力要生存，就得赶紧退到四川去，在那里建立新的根据地才有出路。斯大林同志说过，四川是最理想的根据地”。朱德、彭德怀、陈毅、林彪、谭震林等多数人，都反对项英的主张。一直没有发言的毛泽东站起身来，神色严峻地说道：“红一方面军不能离开赣南闽西苏区，退走不是好办法，退到四川去更是奇谈！那不是退，那是逃！”随后，他把目光落在项英身上：“项英同志，你来中央苏区也有几个月了，第一次反‘围剿’的情形，你该是了解的吧！”项英何曾不清楚，毛泽东指的是“诱敌深入”战略方针的确立，当时的争执也非常激烈，后来按照毛泽东的思路，由他指挥打下去，终于取得了空前的胜利。但尽管这样，项英没有改变态度。彭德怀虽然不同意项英“跑”的主张，但提出了“分兵退敌”的办法，认为“将红军主力分成几部分四面散开，向粤北、湖南、闽西等地出击，路上遇到敌人就打他一下，像‘削萝卜’一样，分散和吸引敌人，一则可以使敌人包围落空；二则目标转移，可以退敌。只有这样，才能保卫红色区域。”林彪提出“打一仗再分兵”。毛泽东、朱德既反对退出苏区和“跑”的主张，也反对一些“分兵退敌”、 “打一仗再分兵”的意见，毛泽东神色严肃地说：“我们为什么要放着根据地好的天时、地利、人和不用？放着一次反‘围剿’的成功经验不用？”他主张按第一次反“围剿”的办法，“诱敌深入”，集中兵力打。在几经争论，无法统一意见时，项英要中央代表团表态。任弼时未发表意见。王稼祥到青塘后已同毛泽东沟通过一次，虽然觉得毛泽东有主见，但没轻易发言。顾作霖军事上是门外汉，也未发表意见，争论依旧没有任何结果。在几种意见相持不下的情况下，根据毛泽东建议，中共苏区中央局决定扩大范围讨论。4月19日，红一方面军7个军的军长、政委、参谋长和政治部主任，全部赶到青塘，会议一下子增加了20余人参加，主战气氛渐浓。

红一方面军取得的第一次反“围剿”的胜利，使大部分红军将士尝到了“诱敌深入”战略的甜头，明白了毛泽东所强调的“天时、地利、人和”三方面的优势，对于红军打败敌人有多么大的作用。项英的“远退四川”之主张，受到了军政主官们的强烈反对，当然，他们也谈了在根据地打败敌人的充分理由。经过反复争论，在朱德、周以栗、林彪、罗荣桓等人的支持下，毛泽东的“诱敌深入”、在苏区内消灭敌人的主张最终占了上风，“打”的方针被确定下来。

但是，接下来在打哪一路敌人上又发生了争执。有人主张先打兴国蒋光鼐、蔡廷锴的第十九路军，理由是打塌蒋、蔡之后我们有出路，便于发展，可以伸开两手到达湘南。也有人主张打朱绍良的第六路军。毛泽东对两种意见都不同意。他认为“第十九路军战斗力较强，历史上没打过败仗。第六路军兵力雄厚，又占据有利地形。都不好打。我们应该先打王金钰的第五路军。”他接着分析说：“王金钰虽然有5个师，但是都是杂牌军。他们从北方刚来，水土不服，对我们心存恐惧，士气不振。而且内部矛盾重重，指挥不灵，是这次‘围剿’我们的敌人当中最薄弱的环节。加上，这一路敌人所处的地形对我们有利，当地的群众条件又好。取胜把握很大。打垮他们后，可以向东横扫，在闽、赣交界地区发展根据地，筹集钱款物资，准备下一步反‘围剿’”。又经过一番争论，毛泽东“先打弱敌”的主张才终于为大多数人所接受。

“青塘会议”期间，毛泽东与红一方面军总司令部参谋处长郭化若闲谈时曾说，有些同志不懂得“在战略上也应打弱敌的道理，是古已有之的。《管子》中说：‘故凡用兵者，攻坚则韧，乘瑕则神’……古人不是早已讲过了的吗？”（见郭化若《横扫七百里的辉煌胜利》，《江西党史资料》第18辑）

4月19日下午5时，红一方面军总司令朱德、政治委员毛泽东在青塘发布了《战前部队集中的命令》，传达了苏维埃中央军委关于集中兵力消灭王金钰部的指示，决定方面军总司令部、苏维埃中央军委和红军各部于23日前由宁都撤至龙冈周围，隐蔽集结，待机歼敌。

为进一步统一意见，“青塘会议”结束两天后的4月21日，在向东固转移途中，毛泽东在兴国县城岗的小松林里，又召开了一次会议，进一步阐述必须先打王金钰部和不能“分兵退敌”的理由。到达东固敖上后，鉴于还有不少同志主张“打一仗再分兵”，4月30日，根据毛泽东提议，中共苏区中央局再次召开扩大会议。毛泽东在会上作了长篇发言，详细分析了红军能战胜敌人的有利条件。他列举历史上的昆阳之战、官渡之战、赤壁之战等成功战例，说明只要策略得当，官兵奋勇，就完全可以以少胜多、以弱胜强。毛泽东发言后，任弼时、王稼祥终于表态支持毛泽东。任弼时表示18日讲话主张退却欠妥，王稼祥支持毛泽东的“迎战”策略，还明确提出：应该由毛泽东来全面负责指挥战争。随后，一些对“青塘会议”原持保留意见的同志也纷纷发言，承认过去主张欠妥，表态支持毛泽东的意见。会议最后确定了“坚决的进攻，艰苦的奋斗，长期的作战，以消灭敌人”的作战方针，决定先打王金钰部。

后来，在党的七大选举中央候补委员时，毛泽东曾回忆此事说：“四中全会以后，中央派了一个代表团到中央苏区。……在当时，我们感觉到如果没有代表团，特别是任弼时、王稼祥同志赞助我们，反对‘削萝卜’的主张就不会那样顺利。所谓‘削萝卜’就是主张不打，开步走，走到什么地方碰到一个‘小萝卜’，就削它一下。那时，我们主张跟敌人打，钻到敌人中间去，寻找敌人的弱点，打击敌人。主张‘削萝卜’的人反对我们，说我们的办法是‘钻牛角’。当时，如果没有代表团，特别是王稼祥同志，赞助我们、信任我们——我和总司令，那是相当困难的。”（见《毛泽东文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42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