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老师邹卿云

谢直云

1964年，读宁都中学高中时，我的语文老师是邹卿云。

老师五十岁上下，个子不高，上课手拿一本语文课本，看书时戴一副老花眼镜，看同学时眼睛努力地往上翻。不看书时，他把眼镜摘下随手放在讲台上，双目炯炯有神。

老师是宁都县梅江镇人，普通话带有明显的宁都口音，讲到得意处，干脆将普通话换成宁都话，使人觉得特亲切、特有趣。譬如，讲到“睥睨”一词，他会说“斜着眼睛看人：侬多哇咯，打瞧眼。”有女同学“扑哧”一笑，大家都笑了起来。

老师是在旧社会读过老学的人，古文底子很厚实。我注意到当时高中语文教师大都是年纪比较大的人，记得教高中毕业班的语文老师叫王历圣，年近六十；教高64级一、二班语文的曾幼彬老师，教三、四班语文的邹卿云老师都已年满五十了。时年四十岁左右的刘欣大老师是宁都中学老师中的才子，常在报刊发表文章，曾在大学教过文艺理论课，也只是被安排担任初中部的语文教师。

老师最擅长的是讲古文，实词、虚词讲得清清楚楚，从没半点含混。有时，讲到十分投入处，还会以手势助说话，在讲台上走动起来。记得高二的时候，老师串讲《廉颇蔺相如传》一文，讲到“臣观大王无意偿惠王城邑，故臣复取璧。大王必欲急臣，臣头今与璧俱碎于柱矣！相如持其璧睨柱，欲以击柱”时，老师在讲台上作击柱状，一脚踏空，险些摔倒，惊出我一身冷汗。

高中时，两周一篇作文练习，课堂内完成，时间为2节课时。老师的作文命题灵活多变，有时联系时事政治，有时联系学校班级课外活动，有时是一幅画，有时题目出一半、另一半自己加上，后一周进行作文讲评，评定优劣，总结得失。记得有一次作文题目为《飞向……》我灵机一动，写了一篇《飞向北京》。这次作文轮到一、二小组详改，三、四小组略改，我是第四小组的人，属略改的范畴。所谓略改，多半是在作文的后面用红笔写一个“阅”字。出乎意料的是老师竟然对我的作文详改并予以肯定，老师当堂讲读了我这篇作文。一个语文从未受到过表扬的我，突如其来的表扬真让我受宠若惊，当时，我既高兴又难过，既得意又害羞，脸颊像天空的调色板，赤橙黄绿青蓝紫的色彩糅合搅和一起。老师的评语是“感情充沛”，这四个字竟令我一辈子受益：作文、做人都要充满感情，都要有真情实感！老师的教诲不敢一刻有忘。

事后，我才知道，老师的略改其实是通览，发现好的或者差的，不管是哪一组的，都可以“奇文共赏析”。

老师多次教导我们，要写好文章，条件之一就要博览群书、采纳众长，所谓“读万卷书，行万里路”。

我们曾多次看到老师在新华书店买书。老师是新华书店的常客，手里捏着一元人民币，走进柜台内随意翻看书架上的书。其他人不行，其他人必须老老实实站在柜台外，叫营业员拿书。有人会说，一元钱，微不足道！可那时，一元钱大约是老师一天的工资啊！

受老师的影响，我也喜欢买书，但我拿不出一元钱来。我得在街上摆小人书地摊，小孩子来看书得交1分钱。我就是1分1分地攒积起来，然后捏着，兴冲冲地跑到新华书店买书。如果能遇到老师也去买书，老师就会为我选书，选得更多的便是杨朔、秦牧、刘白羽的散文集，每次能买上一本，即如获至宝。老师常说，开卷有益。我想，我后来的写作能力有所提高，是与多看课外书有关吧。

老师是旧社会过来的人，难免有旧社会的印记。听说老师在民国时期当过梅江镇镇长，因为社会黑暗，仅当了80天就辞职不干了，以后就一直当教书匠，终其一生！

1966年，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老师受到冲击，听说在一次批斗中，腿骨都被打折了。1968年，我与同学们下放去了洛口。后来，听说老师也下放去了大沽。

再见到老师是20世纪70年代初。老师“平了反”，分配到刘坑中学（现四中）教书。而我则是一个乡村的民办教师。师生重逢，百感交集！老师的一条腿真的瘸了。

再后来，国家恢复高考制度，我上了大学。又再后来，1983年，我从赣州调回宁都工作。一次，我在新华书店门口遇到了老师，他买书的习惯还是改不了。他问我有没有写作了，我说没有。他对我说：写作与当不当官没关系，与爱好有关系、与坚持有关系。那天，老师跟我说了很多，我一直陪同老师回到家。老师住在建国街的一条小巷里，房子不大，摆设普通，但干净、整洁，就像他的人品一样。

由于工作忙，此后再也没有见到老师了。但老师永远在我心里，永远是我敬爱的老师。

哦，忘了说，我是宁都中学高64（3）班的学生。